16世纪之后的中国与朝鲜王朝（1392-1910）的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况我累世笃忠贞，岂但输珍与献宝”那种顶礼膜拜式的朝贡关系来描述，作为“番邦”的朝鲜对“上国”明朝的认识停留在了乌托邦武的想象当中：此时的大明王朝与梦想中的中华帝国之间已经呈现出并不对等的影像。
　　古代中朝关系研究者或多或少会从“天下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路径出发，大致形成如下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东亚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东亚近代化的原因并不全然在于过去学者所说的“冲击与回应”或“欧洲中心论”，而在于17世纪中期因为有了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使得东亚传统的国际关系名存实亡。其二，以朝鲜的认知及域外史料为镜鉴，重新认识中国、定义中国，认为因明清易代而导致中国政治权力的转移，从“朝天”到“燕行”带来了藩国认同观的改变。其三，从以朱子《家礼》朝鲜化为象征的儒教文明域外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朝关系，认为中国文化在朝鲜适应、生长及其对朝鲜政制构建的影响，是自称“礼义之邦”的朝鲜自我认同的关键。
　　朝鲜王朝开国后，改变了高丽时期佛教教义控制世俗政权的局面，开始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构建以《家礼》为代表的儒教体系并使其国法化，其本质是“彬彬乎拟唐宋之制”。朝鲜在14至16世纪，是礼制政典化、法规化、“治由道同，政由俗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借《家礼》《经国大典》等典籍完善两班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的时期。从宗藩关系角度来讲，运用中国礼学体系来重构藩国王朝秩序，是延续中国“经典治国”这一传统经验的域外实践；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朝鲜建国对唐宋礼制国家化的运用以及朝鲜儒学的自我繁荣，本身又是建构其自身文化及政治认同的过程，即体现文化与政治自我张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