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早年经历，道德学识产生的威严和志同道合的性质让儒家群体呈现出共同体的结构特点，而儒家群体在形成共同体的过程中又始终贯穿着传道的历史使命与出仕的政治诉求。传道是对王道理想的维系与弘扬，出仕则是为了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当中国历史由王权社会进入皇权社会，汉代儒生在治经与面对中央集权时因立场、态度所发生的分化而使儒家于先秦时期所具有的共同体特征在此时逐渐被弱化乃至被消解，则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命运。
　　《传道与出仕：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先秦儒家》正是以西方的共同体理论为视角，以传道与出仕之间的张力为线索，对先秦儒家共同体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层解析。